颜元(1635-1704)字易直,又字浑然,号习斋。河北博野县杨村人。明末清初杰出的实学思想家、教育家。一生研习儒家经典,从事教育活动,提出了系统的经世致用、重实学、重习行的教育理论。他的与教育有关的主要著作有《存学编》、《存性编》、《四书正误》、《朱子语类评》等。
一、对理学教育的批判
颜元的教育思想具有鲜明而强烈的战斗性。他从其唯物主义世界观出发,对传统教育进行了深刻的批评。他认为几百年以至两千年来,教育就已走入“文墨世界”,汉儒讲章句训诂之学,晋人竟尚清谈,隋唐又流为佛老,到宋儒变本加厉,讲的是主静主敬之学。总之都只是在文字书本上下工夫,为害甚大。他说:“训估、清谈、禅宗、乡愿,有一足以惑世诬民,而宋人兼而有之,乌得不晦圣道误苍生至此也。”[1]
颜元对传统教育的批判,概括起来说,认为有三大祸害,即毁坏人才、灭绝圣学和败坏社会风气。
所谓“毁坏人才”,足指教育培养出来的人,多不学无术,宋儒成天讲学,教人读书、静坐,这样得来的闻见议论,“如望梅画饼,靠之饥食渴饮不得”[2]。受了这种教育的人,自以为知识很丰富,其实是“读书愈多愈愚,审事愈无识,办经济愈无力”[3]。他直接批评朱熹说:“千余年来,率天下人人故纸中,耗尽身心气力,作弱人、病人、无用人者,皆晦庵为之也。”[4]
所谓“灭绝圣学”,是指训说禅宗教育日盛,则孔门实事实理的学问便日见衰竭。他哀叹说:“嗟呼!学校之废久矣!……逮于魏晋学政不修,唐宋诗文是尚,其流毒至今日,国家之取士者,文字而已;贤宰师之劝课者,文字而已;父兄之提示,朋友之切磋,亦文字而已。……求天下之治,乌可得哉?”[5]正由于教育只是流于文字工夫,静坐语录上,学校也就没有学术可言。尤其倡行八股取士,为害更大。他说:“八段行而天下无学术,无学术则无政事,无政事则无治功,无治功则无升平矣!故八股之害,甚于焚坑。”[6]他还指出:“后人为汉儒所诬,从章句上用功,为释氏所惑,从念头上课性。其结果,‘道亡学丧’通二千年成一欺局矣!哀哉!”[7]
所谓“败坏社会风气”,是说传统教育,主静、读书,造成社会道德、经济和人才的衰败。他说:“天下皆读作、著述、静坐,则使人减弃土农工商之业,天下之德不惟不正,且将无德;天下之用不惟不利,且将无用;天下之生不惟不厚,且将无生……渐至今日,旷代不见一帝臣王佐之才,千里不见一礼乐和好之家,数乡不见一孝弟忠信之人。徒闯家家程注朱注,人人套文钞策,子午科也,酉卯科也,乾坤全坏于无用老学究。”[8]
颜元对传统教育的批判,可谓一针见血,相当深刻,这也反映了颜元关于教育和政治关系的观点。
二、关于教育的作用
颜元对于教育的作用是非常重视的。他从社会政治和人性两方面论述了教育的作用。
颜元认为,教育和经济的关系非常密切,提出了养教并重,养先于教的观点。他为了使国家富强。主张“复井田”,目的是使耕者有其田,而这项重要的经济措施,即有教育的涵义。他在勾画实行井田制后的美好远景时指出:“意斯日也,孟子所谓百姓亲睦,成于此征焉,游玩有归,而土爱心臧,不安本分者无之,为盗贼者无之,为乞丐者无之,以富凌贫者无之,学校未兴已养而兼教矣。……故吾谓教以济养,养以行教,教者养也,养者教也。”[9]意思是说,井田制本身就含有深刻的教育作用。因为农民在共同劳动中,可以和睦相处,互相帮助,使得游民、盗贼、乞丐、恶霸都将绝迹,即使学校未得建立,亦可受到教育,所以教育足以推动生产;生产又足以推动教育,这是教养合一,教养并重的思想。当然,其中包含着不可能实现的幻想。在教养并重中,他又认为养先于教。他在《存治编·治赋》的“治赋之要有九”中,首先提到“预养”,认为在上者必须“菲供膳,薄税敛,汰冗员以足衣食”。然后才是“预教”,即“简师儒,申孝弟,崇忠义以保民情”。显然这种观点,是孔子“先富后教”思想的发展,是符合教育规律的。
颜元认为教育与政治有重大关系。他以为教育培养人才是治国的基础。他说:“有人才则有政事,有政事则有太平。”主张“一风俗而成治功,莫善于取人以德,其本莫重于谨库序之教”。因此,他把“兴学校”作为他的三大政纲之一,认为“学校人才之本也”,“昔人言本原之地在朝廷,吾以为本原之地在学校”。
颜元还认为,教育作用在于预防和去掉“引蔽习染”。在人性论上,他不同意理学家把性分为义理之性和气质之性两极,以及气质之性是恶的说法。他认为,人性善,“恶者,引蔽习染也”。去掉引蔽习染,恢复人的善性,正是教育所应起的作用。他曾以衣服被污染为例,说明通过教育去掉引蔽习染,不仅是必要的,而且是可能的。即使习染很深,也是可以教好的。然而更重要的是教育要发挥“习善”的作用,预防引蔽习染。他说:“使天下相习于善,而预远其引蔽习染。”颜元这种重视环境对人的影响,强调教育可设改造引蔽习染的观点,是具有一定积极意义的。但其性善之说,却反映了他的唯物主义思想的不彻底性。
三、关于教育目的和内容
颜元要求培养实用的人才。他明确指出:“学所以明伦耳。”而其内容则依借《大学》中“明明德”,“亲民”,“止于至善”的提法。他所讲的“‘明明德”是指道德教育,要求所培养的人要具有仁、义、礼、智等德性;而“亲民”则为“学为圣人”,他所说的圣人和理学家所说的圣人不同,他认为圣贤是能利济苍生的人,有实才实德的人,而且应该是掌握一定专业技能的人。他说:“人于六艺但能究心一二端,深之以讨论,重之以体验,使可见之施行,则如禹终身司空,弃终身教稼,皋终身专刑,契终身专教而已,皆成其圣矣。”[10]他又说:“学须做成一件便有用,便是圣贤一流。试观虞廷五臣,只各专一事,终身不改,便是圣;孔门诸贤各专一事,不必多长,便是贤;……”[11]
颜元关于教育目的的主张,虽然衍用《大学》和儒家的传统观点,但赋予了新的内容,尤其是培养专业人才的思想,反映了当时新兴市民阶级富国强兵的要求和他的初步民主思想。
颜元关于教育内容的主张是和他的教育目的主张紧密相连的。颜元强调培养实用人才,因而其内容亦强调“实学”。他在《删补三字序》中说:“三事、六府,尧舜之道也;六德,六行,六艺周孔之学也;古者师以是教,弟子以是学,居以养德,出以辅政,朝廷以取士,百官以奉职。”三事指正德、利用、厚生说;六府指金。木、水、火、土、谷说;六德、六行、六艺是三物。六德指智。仁、圣、义、中、和,六行指孝、友、睦、姻、任、邱;六艺指礼、乐、射、御、书、数。所以三事、六府、三物就是颜元所讲的“实学”,便是他所主张的教育内容。
其实,颜元在谈教育内容时,多指“三物”而言。而在“三物”中又以“六艺”为最基本。他说:-“先之以六艺。则所以为六行之材具,六德之妙用,艺精则行实,行实则德成。”[12]所以六艺是他主张的最基本的教育内容,这也就是他屡次提及的“礼、乐、兵、农”。
颜元晚年曾主讲于漳南书院,并为书院草拟了一个“教育计划”,集中体现了他的教育内容的主张。他把书院分设六斋,各习不同课程。“文事斋”课礼、乐、书、数、天文、地理等科。“武备斋”课黄帝、太公以及孙吴五子兵法,并攻守营阵陆水请战法,射御技击等科。“经史科”课十三经、历代史、法制章奏、诗文等科。“艺能斋”课水学、火学、工学、象数等科。“理学斋”课静坐,编著程朱陆王之学。“帖括斋”课八股举业。其中“理学”和“帖括”二斋,只是“暂收之以示吾道之广,且以应时制”[13]。其余四斋充分反映了颜元培养专门人才,学习“实学”的主张,以及“实学的具体内容。在他看来,只有学习这些内容,才能培养实用人才,以实现他以七字富天下,即“垦荒、均田、兴水利”;以六字强天下,即“人皆兵,兵皆将”;以九字安天下,即“举人才、正大经、兴礼乐”的富国强兵、安定社会的政治目的。
四、关于教学方法
颜元极为重视教学方法。其特点是,以唯物主义认识论为基础,强调“主动”、“习行”,从而和“主静”与偏重文字的传统教育方法根本对立。
颜元“反静主动”是很强烈的,他认为,此二者势不两立,不可调和,并关系到人才的培养和国家的强弱。他说:“三皇、五帝、三王、周、孔皆教天下以动之圣人也,皆以动造成世道之圣人也。……晋宋之苟安,佛之空,老之无,周程朱邵之静坐,徒事口笔,总之皆不动也。而人才尽矣,圣道亡矣,乾坤降矣。吾尝言一身动则一身强,一家动则一家强,一国动则一国强,天下动则天下强。盖自信其考前圣而不谬,俟后圣而不惑矣。”[14]
所谓主动的教学方法,就是要通过实际活动,通过具体的事去学去教。这种方法,不仅可以使人身体强健,筋骨强固,增强身体和精神的健康,而且可以有道德涵养的功用和经世致用的价值。
教人为学既然生动,就必须注重习行。“习”是颜元教学方法的中心原则。他认为只有习行才能取得真正知识,也才能实际应用所教所学的知识。
“格物致知”是颜元习行原则的主要方法。他运用唯物主义观点解释“格物致知”,认为“物”就是客观实际存在的具体事和物。“格物”就是亲自去接触这个事,去做这件事,就像用手去格杀野兽,身实习之,实行之。只有通过“格物”,才能达到“致知”,获得真正知识。他说:“譬如欲知礼,任读几百遍礼书,讲问几十次,思辨几十层,总不算知。直接跪拜周旋,捧玉爵,执币帛,亲下手一番,方知礼是如此……是谓格物而后致知矣。”[15]从此出发,颜元反对理学家“读书穷理”的方法,认为读书只是“学中之一事”,只是习行经济之“谱”,但只有谱是不能解决实际问题的。所以他说:“盖读书乃致知中之一事,专为之则浮学台”[16]从而强调读书目的在于运用,强调读了书本,必须照书上所说的去习行。就是读书少,只要习行了,亦自受用不尽。
颜元的“主动”和“习行”的教育方法,其本质是一致的,但他的含义,略有区别,为的是分别针对传统教育方法的两种形式,即用主动教学法反对主静之说;以习行教学法反对或代替书本的教学法。
颜元的教育思想,十分丰富、全面、系统。虽然由于受时代和阶级的局限,他的基本立场仍以维护封建统治为目的,唯物主义观点也有其某些不彻底性,但从其主导思想来看,毕竟反映了资本主义萌芽出现后,新的市民阶级的利益,敢于冲破封建专制思想的束缚,向统治思想的理学宣战,提出了与之相对立的唯物主义教育理论和主张,在中国古代教育思想史上具有重大意义并产生过深远影响。
[1] 《习斋记余》卷三。
[2] 《存学编》。
[3] 《朱子语类评》。
[4] 《朱子语类评》。
[5] 《存治编·学校》。
[6] 《习斋言行录》卷下。
[7] 《习斋言行录》卷上。
[8] 《习带记余》卷九。
[9] 《存治编·井田》。
[10] 《习斋言行录》卷下。
[11] 《习斋言行录》卷下。
[12] 《四书正误》卷三。
[13] 《习斋记余》卷三。
[14] 《习斋言行录》卷下。
[15] 《四书正误》卷一。
[16] 《习斋年谱》卷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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